原标题：好孕时光十四期回顾：一位孤独的代孕妈妈：黑代孕的辛酸泪
于新拓：大家好，我是于新拓。很高兴与大家再次见面。最近找代孕的客户一多，小于我的工作也忙起来了，每天除了在各大平台寻找代孕人以外，还要忙着看三十好几页的英文代孕合同，头真的很大。美国的代孕法律条款太细，小到让不让上指甲油，家里让不让养狗，大到保险怎么上，孩子将来以后什么时候抱走，以后还让不让联系。林林总总少说10大章，上百条。
于是我就开始羡慕起中国的地下代孕，没有合同，不讲条件，价格还便宜。可是不久，这么一篇故事，让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去美国找代孕了。
言归正传，我们下面开始直播，一个孤独的代孕妈妈的故事。
陆晓琳不知道她乘坐的七座轿车会开向哪里。眼罩蒙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前排的人收走了她的手机，黑布堵死了车窗上可能透光的缝隙。车里还有三个女人，和陆晓琳一样，她们身陷黑暗，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将去往何处。
陆晓琳看不到其他三人的面孔，却知道她们登上这辆车的缘由，都是为了赚钱。其中一人和她一样，为不孕不育者提供代孕，满足他们借腹生子的心愿。另两人不愿付出十月怀胎的代价，只是出售自己的卵子。几小时后，几颗与陆晓琳并无血缘关系的胚胎将植入她的子宫，十个月后若能顺利生产，她将获得18万元的酬劳，而提供卵子收回孩子的一方，将为此付出七十余万元。
两笔金额间的差价，将落入组织这次行程的代孕中介和医生手中。这是游走于灰色地带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下代孕交易，车辆驶往京郊一处不可公开示人的手术场所，中介与医生合伙建立的“实验室”。
陆晓琳平日里被叫做“代妈”，而在重金求子的客户面前，中介又把她唤为“志愿者”，“为爱心孕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人”。中介把高额酬劳吸引来的“志愿者”们集中在一起住宿，24小时看管，不准随意外出，不准乱吃东西，不准穿高跟鞋，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跟任何人透露住址。唯一鼓励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在八人一间的宿舍里等候移植胚胎的通知。等待的时间或许几天，或许几个月，还有人等了四五年，其间每天只领20元生活费，“这钱别人挣得了，我为什么就不能挣？”
身处黑暗当中，陆晓琳失去了方位感，也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就在她渐生睡意时，车辆抵达了目的地。摘下眼罩，明晃晃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
相较于与中介长年合作的私立医院，实验室设备更先进，移植成功率更高，但只有中介完全信得过的代妈，才有去这里移植胚胎的资格。代妈们既能帮中介赚取高额利润，也能使其遭受惨重损失，双方关系微妙，往往相互提防。有人怀孕五个月后一走了之，有人收到第一笔佣金随即报警，有人鼓动全宿舍代妈集体“跳槽”到另一家中介。实验室包藏着地下代孕市场最核心的机密，昂贵的医疗设备、违规操作手术的医生、客户提供的胚胎均聚集于此，若是曝光抄查，对借此赢利的人堪称灾难。
很难从外观上察觉到实验室内部的秘密——一栋白色二层别墅，一层是厨房客厅，二层有四个房间，一间用于取卵移植，另三间供代妈们术后休息。院里有游泳池，种菜养鸡，满是生活气息。
陆晓琳觉得自己能来这里，是因为“待的时间长、性格老实好欺负，不惹事”。中介此前已安排她尝试移植四次，无一成功。心想着着比自己晚来的人纷纷怀孕搬进两人一间的公寓，领取客户支付的每月两千元生活费，自己却只能挤在阴暗潮湿的上下铺宿舍里每天领20元，她满心懊恼，反复祈祷这次一定要成。
实验室里有两男两女四名医护人员，陆晓琳觉得一名男医生的脸孔有些眼熟，随口闲聊了几句，果然见过。中介之前为了安全隐蔽，曾送她到山东枣庄一家医院做胚胎移植，当时主刀的医生正是此人。对方说他已辞去当地公职，到北京这家实验室专职做胚胎培育移植。
按照医生安排的手术流程，供卵者在先，代孕者在后。等待期间，护士让陆晓琳不停喝水，喝到膀胱发胀，并且不准上厕所，说为了手术方便，B超看得清楚。
躺上手术台，陆晓琳抬头看了一眼窗户，对面房间摆放着两个冒着冷气的大桶，里面都是冷冻胚胎。医生用金属窥阴器撑开阴道口，在 B 超指引下放入胚胎移植管。这是一根极为细小的管子，顶端还有一小段更细且具有弹性的小管。助理递给医生一个连着细小管道的针筒，将胚胎注入了陆晓琳的身体。
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也无痛感，但陆晓琳觉得无比漫长。按照医生的叮嘱，她继续平躺了四个小时。再次蒙眼坐车回到宿舍时，已是傍晚。
胚胎移植后第14天，中介安排陆晓琳到医院抽血检测移植结果。得知成功的消息，她忍不住掉了眼泪，用被子蒙起头努力控制哭声，不让其他代妈听到。距离她来到这家名为爱加国际的代孕中介公司的那天已过去了半年多，她觉得苦日子总算有了到头的时候。
漫长等待，并不只是为了赚取18万元的佣金。她还想借助这笔钱过上踏实安稳的生活，找个好男人，重新拥有一个她曾经拥有过却只能舍弃的孩子。
若不是201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美容院帮人梳头时偶然看到一条电视新闻，当时21岁的陆晓琳命运或许会是另一种走向。新闻讲述的是一位女大学生为赚取五万元酬金投身地下捐卵市场，却因手术事故意外致死。陆晓琳更关注的不是死讯，而是高额酬劳。她模仿节目中的记者上网搜索“北京捐卵公司”，根据检索结果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一个东北口音浓重的女人在电话里反复劝说她“抓住赚大钱的机会”——解决来回路费与食宿，从来例假的第二天开始促排卵算起，整个流程12天，就比打工三四年赚的还多。
陆晓琳将信将疑，最终还是难抵诱惑。但等到了北京，事情却成了另一番模样。对方告诉她，捐卵价格取决于学历、身高、长相，五万元是“清华北大高材生”的价格，按她初中学历、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条件，最多只能赚五千元。对方反复鼓动她改做代孕，包吃包住，不到一年就能赚18万。
陆晓琳觉得受了羞辱。尽管对方反复解释代孕不会跟人发生性关系，孩子也不会和她有任何血缘关联，但她仍然觉得是很古怪的事，心里别扭。辛辛苦苦怀胎，可又说跟自己没关系，别人付一笔钱把孩子抱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和人贩子有什么区别？
几番劝说无效，东北女人变了脸色，甩给陆晓琳一张“入职协议”：要么拿200元路费回家打工，要么在这好吃好喝住一年挣18万，哪条路好走，自己看着办。
犹豫了一会儿，陆晓琳还是拿过那张表格，依次填写身高、年龄、学历，出生年月、血型、是否结婚、是否生育、生育日期、顺产/剖腹产、例假时间、能否接受双胞胎、能否接受剖腹产等条目，并签上名字。
随着入职申请表一起收走的，还有她的身份证。对方并不掩饰这样做就是为了约束行动自由。为防止代妈怀孕期间中途逃跑，18万元的佣金分五次发放，最多的一笔在生育后支付。在此期间，代妈外出活动需事先申请，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严禁夜不归宿，春节期间也不得外出。
一位代妈因母亲去世申请回家处理丧事，遭遇强硬拒绝。中介说：谁去世也不准回。家里人叫你回去无非是为了分摊费用办丧事，你在这挣钱了，打五万块回去就行，家里人肯定乐意。
宿舍隐蔽在海淀区知春路附近的居民小区里，一套两居室，每间卧室两张上下铺。住了一段时日，陆晓琳才渐渐知道，先以捐卵之名引人过来再说服其转做代孕乃是常态，东北女人也并非这里的专职员工，而是游走于各家代孕中介之间提供代妈资源，每促成一单，抽五千元介绍费。
这是一个时常有人员流动的临时集体，代妈们来自全国各地，习惯不同，性格各异，处理好人际关系不是件容易事。为维持秩序，中介鼓励代妈们相互监督检举，举报者奖励，违规者罚款，例如如果有人逃跑，全宿舍每人罚款五百元，十天不发放零食。陆晓琳性格内向不爱讲话，为躲避是非，她买了一只黄色的玩具狗每天躺在床上发呆，盼着早日领到佣金恢复自由。
事情并不如她预想般顺利。接受移植前，代妈们需注射黄体酮，服用补佳乐，目的是增厚子宫内膜，抑制妊娠子宫的活动，使受精卵植入后产生胎盘。但她连续三个月内膜厚度都达不到移植标准。中介指示她拼命喝豆浆，第四个月终于体检通过，却移植失败，还得了盆腔炎，卧床休息了半个月。
第五次尝试前，公司遭到举报，中介将所有代妈召集在一起开会，宣布转移住宿地点，移植一律暂停。看着五六十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间屋子里，陆晓琳既感到惊讶，也有些心急：她们都能怀上，我为什么不行？
经历了重重波折后，陆晓琳终于在第六次尝试移植时怀孕成功。然而一个多月后，她觉得状况有些反常。以往在宿舍里每顿饭只吃一碗面条，移植后却要吃两三碗，并且吃完一小会儿就又开始发饿，心慌头晕，腰部胀痛，浑身出虚汗。
曾经的生育经历让她觉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陆晓琳当时还未结婚，但曾经生过一个孩子。20岁那年她未婚先孕，男方母亲嫌弃她个头矮小家境一般，不但否决婚事，还把孩子送给了别人。陆晓琳深受刺激，决心一定要多赚钱让人瞧得起，一脚跨进了代孕行业。
随着腹部日渐隆起，腰部胀痛也愈发剧烈，这与她首次生育时的感受大不相同。她担心身体会出大问题，害怕自己挺不到拿满18万酬劳的那一天。随着腹部一天天隆起，身体不适也愈发严重，腰痛到走路都很难挺直身体。尽管中介明令禁止私自去医院检查，但她还是偷偷去做了B超。检查结果让她当场情绪崩溃：她怀了四胞胎。医生警告说，按照她的体质若执意生产，恐有性命危险。
冒着遭受训斥和罚款的风险，她拨通中介的电话表示抗议。对方冷冷地说：谁让你自己去检查的？我们早就知道你怀了四个，怕吓到你就没告诉你。你安心打两个月针，到时给你减胎。
中介所说的打针，是指注射黄体酮。这是一种孕激素，胚胎移植成功后，通常要连续注射75天帮助保胎。黄体酮针是油剂，随着注射增多，皮肤吸收会变慢，也给代妈带来痛苦。陆晓琳的臀部至今仍有硬块，时常红肿疼痛，睡觉时很难平躺。她在家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一个人在家时，偷偷用土豆片敷在臀部消肿。
陆晓琳此时最在意的已经不是酬金，而是性命安全，为此她决定主动滑胎。一些代妈会故意流产，移植成功后偷吃螃蟹、山楂、桂圆等容易导致滑胎的食物，赚取四千元移植费，休息一阵后换家中介再来一遍。从小食素的陆晓琳效仿她们，在安贞西里一家餐厅里吃了几百块的螃蟹，撑到无法起身，却毫无效果。
后来她又尝试做剧烈运动，爬楼梯、蹦跳、俯卧撑、仰卧起坐，折腾了一阵子，还是没用。她有点害怕动作过大会大出血伤及性命，便放弃了流产的尝试，等待手术减胎的日子。
手术那天上午下着大雪，她一早便坐在宿舍窗边等待电话通知。转眼到了下午仍无动静，她打电话问中介何时动身，对方说：怎么说呢，客户来看你手术的路上出了点问题，电话里不好说，你明天来公司一趟吧。
陆晓琳从对方的语气中感受到了一丝异样。
陆晓琳一夜未眠，反复猜测客户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她设想了各种糟糕的可能性，但第二天听到的消息，还是超出她的预料。一个代妈称呼为刘总的女人向她声称客户在来医院的路上车祸身亡，事先没有付费，让她把孩子打掉，公司补偿两万元损失。
陆晓琳气得浑身发抖。她觉得对方一定在说谎，客户是否真死了暂且不论，说事先没付钱也不合常理。按照公司和客户签订的协议，拿不到首款，公司不可能启动流程。而按照她和公司的约定，这种情况应当补偿五万元。她想多要一些补偿，对方并不正面回应，让她先打掉孩子再说。
最后无奈，手握两万元补偿金，陆晓琳心灰意冷。此时距离她来到这里已过去了一年多。她无心再经历种种波折，到浙江宁波的一家美容院重拾旧业，给人梳头发。
在宁波美容院打了几个月工，工资每月一千多元，陆晓琳渐渐开始厌烦这种从早忙到晚的日子。她回想起代孕时的生活，包吃包住，每月还有两千生活费，其实也算不赖。
如果重来一次，应该不会再这么倒霉了吧？她心想着。过了半年，她又回来了。
和新认识的代妈一块闲聊时，有人偶然提起：听说以前有个代妈，要减胎的时候客户正好死了，你说倒霉不倒霉？陆晓琳尴尬地笑笑：那个人就是我。
几天功夫，故事就在代妈间传开了。陆晓琳总感觉有人对自己指指点点，露出不怀好意的表情。她虽心里难受，但已顾不得计较这些，只希望能早日怀胎，拿到酬金嫁人生子。
回归几个月后，陆晓琳又一次移植成功。但没过多久，她在吃饭时自然流产，愿望再度落空。
又过了几个月，她第三次怀孕，并且度过了三个月保胎期。与前两次失败时不同，这一次她在怀孕前提前见到了客户。在中介安排下，双方在一辆白色别克车上见面，客户坐前，陆晓琳坐后。对方戴着眼镜口罩，长脸，一米八以上的瘦高个，说自己是天津人，但不愿透露年龄和职业。客户问了她几句基本信息，不超过五分钟，就敲定了这单交易。
陆晓琳怀孕期间，客户常常带着营养品来公寓探望她，嘱咐她好好保养身体。看着肚子一天天隆起，过往两年多的阴郁情绪也好转起来。她不再像过去那样独来独往，开始主动与其他代妈聊天，期待孩子的诞生。然而可悲的是，她第三次怀孕的结局是，怀胎八个月后再次流产。如今，她已结婚一年有余，二人曾多次尝试要一个孩子，却一直没有结果。
陆晓琳心里清楚，自己或许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逆转的困局。做代孕是为了赚钱生子，然而经历了反复移植、流产，她很可能已经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她每个月都偷偷去庙里烧香拜佛，企望上天赐予她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而她的丈夫，对此一无所知。
讲到这里，陆晓琳的故事已经结束了，然而更多的陆晓琳却依然还在路上。
2015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起了有关“代孕合法化”的调查，这让众多中国地下代孕感受到了政策松动的可能。然而，情形未必会顺着他们期望的方向发展。就在2016年，全武汉的代孕中介都遭遇了一场风波——某天的上午十点半，一条记者暗访武汉四家代孕中介的新闻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时长近十分钟，随后每小时滚动播放一次。中午一点，卫生部门开始行动，查抄了多家中介。
几家被查的中介在中介微信群里提醒其他人：兄弟们，今年查的有点早，收拾东西，赶紧撤。有人在群里发送了一段办公室遭遇查抄后的视频：“他妈的，把老子的好东西全给搬走了。”
然而风波之后，地下代孕会依然存在，他们依然强调做代孕中介是件“为人造福”的事，例如“拯救了很多失独家庭”。“很多失独夫妇年龄大了，丧失生育能力了，不做代孕还能有什么办法？真正是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然而可悲的是，这些乐于谈论代孕正面意义的中介们，并不会主动谈及那些为他们赚取高额利润，却常常遭遇风险意外的代妈们。例如陆晓琳。
责任编辑：